偶然看到一則消息，有家媒體公司有上萬個九十年代用來存檔的硬盤驅動器，現在五分之一無法讀取，上面的資料可能全部遺失了。這很令人警覺。我曾下意識地認為資料數字化后就可以千年萬代保存下去。這種想法其實是想當然，簡單的生活經驗就可以證偽。我有好幾個損壞的U盤、硬盤和手機，里面的文檔照片都無法讀取了。它們擺在我的抽屜里，事實上毫無用處，沒有丟進垃圾桶，既因愛惜舊物的習慣，也怕個人信息丟失。

　　冗余資料的數量與媒介方便程度似乎成正比，到了數字時代更是瘋狂增加。自打有了電腦寫作，修改文稿更加方便，修改次數也大大增加。每改一次都留下過程稿，曾被我視為一個好習慣，后來卻發(fā)現，就回溯修改過程而言，數字化的過程稿看似增刪清晰，實則不如手改稿直觀。每改必存毫無必要，反而制造了冗余累贅。

　　據說，二○二○年全球產生數據量已經超過四十ZB，相當于地球上每個人每年產生了五TB的數據。其中，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不經常使用的“冷數據”，但至少有百分之十的數據是有價值的數字資源，需要被長期保存。與傳統(tǒng)的紙張相比，數字介質的維護成本更大。由于格式和載體對環(huán)境的依賴性，數字資源其實十分脆弱，如何長期保存和保真都已成為全球課題。

　　其實，與此相關的另一話題同樣值得關注，那就是選擇。保存文化資源的目的是為了傳遞文明。歷史地看，每個時代都在為后世立法，其方式就是對本時代的文化進行選擇性保存。因此，研讀歷史不只是了解過去是個什么樣子，更能搞懂如今為何是這般樣子。如果說，前信息時代的選擇性保存是受制于介質技術不得不為之“惡”，那么，在新介質的加持下，今天更要避免因為選擇失誤或放棄選擇帶來的信息負擔之“惡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