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：蘇軾像。\ 圖片來源：遼寧省博物館

　　大型人文歷史紀錄片《蘇東坡》，二○一七年至今在央視及各電視臺常映不衰。這位一千年前的文化名人，至今擁有眾多“粉絲”。筆者認為，他的作品裏蘊含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發(fā)展、科學(xué)技術(shù)發(fā)明、文學(xué)藝術(shù)繁榮，乃至人生哲學(xué)等多方面內(nèi)容，使得后人常讀常新，是造成“蘇東坡現(xiàn)象”的深層次原因。\姜舜源

（文、圖）

　　宋代結(jié)束了夏商周至唐之前的“貴族政治”，而完全實行“精英政治”：國家官員全部通過科舉選拔產(chǎn)生。由此激發(fā)了進步知識分子“以天下為己任”的使命擔(dān)當。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提出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；思想家張載提出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(xué)，為萬世開太平。”與之前唐朝相比，宋代的官員甚至皇帝都更像知識分子，唐代的知識分子則更像官僚。例如唐代韓愈等文學(xué)家主張“文以載道”，文章服務(wù)於政治；大書法家顏真卿生前第一身份是平原太守、魯郡開國公。

　　“政治精英”并“文化精英”

　　在蘇軾（一○三七至一一○一年，字子瞻，號東坡，謚號“文忠”）身上，正體現(xiàn)了宋代社會精英集“政治精英”、“文化精英”、“藝術(shù)精英”於一身的時代特點。他一方面是政治家、清官能吏。比如在杭州任上的建樹至今流傳，西湖“蘇堤”是人們對他興修水利、發(fā)展農(nóng)業(yè)的紀念。一方面是詩人、詞人、文學(xué)家、書法家、畫家、思想家以及美食家、旅行家。作為詩人，居宋代詩人之首；作為詞人，居宋代詞人乃至整個古代詞人之首；作為文學(xué)家，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；作為書法家，居宋代“蘇黃米蔡”四大書家之首，開創(chuàng)“蘇體”，黃庭堅也出其門下；作為畫家，是古代“文人畫”理論開創(chuàng)者和實踐者。北宋名臣范仲淹、歐陽修、王安石，南宋初期狀元張孝祥，后期狀元、民族英雄文天祥等等，都是集政治家、文學(xué)家、詩（詞）人、書法家等於一身。

　　作為美食家，至今膾炙人口的有杭州菜“東坡肘子”、潮州菜“東坡羹”等。他的《狄韶州煮蔓菁蘆菔羹》：“我昔在田間，寒庖有珍烹。常支折腳鼎，自煮花蔓菁。中年失此味，想像如隔生。誰知南嶽老，解作東坡羹。中有蘆菔根，尚含曉露清。勿語貴公子，從渠嗜膻腥。”并作《東坡羹頌》：“東坡羹，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，不用魚、肉五味，有自然之甘。”并詳細解釋原材料、炊具、加工程式，最后問美食家廬山純道人：“此個天真味，根上來麼？塵上來？”（《蘇文忠公全集．東坡續(xù)集》卷十，明成化本）

　　“窮兒暴富”　　證印刷發(fā)明

　　北宋慶曆年間（一○四一至一○四八年）畢升發(fā)明“活字印刷術(shù)”，是中國古代“四大發(fā)明”之一。它是在刻版（又稱雕版）印刷基礎(chǔ)上，為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而誕生的。蘇軾見證了宋代印刷技術(shù)的飛躍。他的《答程全父推官六首》之五：“兒子比抄得《唐書》一部，又借得‘前漢’（即班固《漢書》）欲抄。若了此二書，便是窮兒暴富也。呵呵！老拙亦欲為此，而目昏心疲，不能自苦。故樂以此告壯者。”（同上，卷七）此事發(fā)生在宋哲宗紹圣元年至四年（一○九四至一○九七年）、商品經(jīng)濟發(fā)達的嶺南。說明雖然五十年前已發(fā)明活版印刷，但蘇軾在世時，尚無大規(guī)模刻版印刷圖書，直到徽宗繼位之后，特別是進入南宋才興旺起來。今存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清宮舊藏宋版書，主要是南宋時期的。例如：高宗紹興間杭州刊修補本唐劉禹錫《劉賓客文集》，孝宗乾道三年徐蕆江陰澂江郡齋刊本宋徐兢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(jīng)》，孝宗淳熙、甯宗慶元間嚴州刊本朱熹編定的張栻《南軒先生文集》，甯宗嘉泰間兩浙東路茶鹽司刊、元明遞修本《孟子註疏解經(jīng)》，理宗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《新刊校定集注杜詩》，朱熹生前出版的《晦庵先生文集》，國子監(jiān)版《爾雅》等等。

　　明代徐官《古今印史．古今書刻》（民國景明寶顏堂秘笈本），正是根據(jù)蘇軾上述記載得出結(jié)論：“信斯言也，木刻之盛，其在宋之中葉乎！”尤其是“官閱宋版書（官方刻書），端楷絕倫”，后世稱為“宋體”。他根據(jù)宋時校正《說文》等書，但稱“唐本”而不稱“唐刻”、“唐版”，印證宋中期葉夢得所說，“唐以前書籍皆寫本”，到五代時宰相馮道才使用木刻版印書。明代學(xué)者陳頎也據(jù)此指出，蘇軾之前都是抄書，此后刻本漸多，“多而易致”。（陳頎《閑中今古》卷下，明鈔本）

　　“明窗大幾”　　見屋簷升高

　　中國古代建筑採用斗拱結(jié)構(gòu)和大屋頂。從現(xiàn)存山西五臺縣南禪寺等唐代建筑看，其大屋頂坡度紓緩，出簷較長，簷柱較矮，因之窗戶低矮，室內(nèi)採光也較低、較差。與宋代經(jīng)濟和科學(xué)技術(shù)大發(fā)展相一致，建筑科學(xué)技術(shù)在宋代也獲得極大發(fā)展?，F(xiàn)存宋代建筑如山西太原晉祠圣母殿，簷柱升高，窗戶加高加大，出簷收短等等。由於屋簷升高，室內(nèi)採光多起來，光線也高起來，“高幾大案”隨之出現(xiàn)，不但方便看書寫字，而且使人們逐漸告別了席地而坐的生活；衣褲可以收緊，從而告別了“褒衣博帶”的歷史。宋元明清雖仍以袍式服裝為正裝外罩，但其尺度已大為收窄，從此中國人進入新的生活方式。

　　蘇軾詩《龍尾硯歌》見證了這一生活“近世化”進程。詩中“碧天照水風(fēng)吹云，明窗大幾清無塵”，明確記錄此時已是“明窗”和“大幾”，而且大幾上的硯臺映出藍天浮云，說明室內(nèi)採光之好。

　　五代（九○七至九六○年）之前，人們席地而坐，寫字時是左手擎著紙卷，或?qū)⒓垙堉渺栋珟咨?，右手提筆寫字。眼睛與紙卷、紙張之間都是垂直角度，右手執(zhí)筆，無所依憑，上下、四周自由運動。宋初“高幾大案”出現(xiàn)后，人們坐著與今天差不多的高椅子，把胳膊放在桌子上趴著寫字，手腕運筆較之前大大地不自由了。蘇軾寫字隨意，“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”（蘇軾《論書》）；創(chuàng)作上隨形就勢，“我書意造本無法，點畫信手煩推求。”（蘇軾《石蒼舒醉墨堂》）由此形成“蘇體”特有的“偃筆”：就是單鈎臥筆，常常是拇指和食指執(zhí)筆（近似今人使用鋼筆），肘腕不大提起，有時使用側(cè)鋒，字勢稍扁微側(cè)。

　　“偃筆”帶來效果還有，左行的撇畫撇不出去或者是較短。因為肘部貼在案上，寫字時右腕右行、下行均無甚阻礙，漢字也很少左行的長畫，唯獨撇畫為左下長畫，“偃筆”常常就撇不出去。對比王羲之《蘭亭敘》帖和蘇軾《赤壁賦》等帖，這種差別顯而易見。

　　忠君愛國 千古兩“文忠”

　　詞和繪畫藝術(shù)在兩宋達至巔峰，在元明清的影響也大於唐朝。藝術(shù)史上，“晉尚韻、唐尚法、宋尚意、元明尚態(tài)”。尚韻、尚意一致。故清代正統(tǒng)文化藝術(shù)以魏晉六朝為最高境界，以宋為尊，其次是唐。清詩的主要流派是“宋詩派”，而以蘇軾為宗。從乾隆時期到清末，文化名流主要是“尊蘇”。嘉慶、道光時宋詩派名家翁方綱、阮元、吳嵩梁等，詩名遠播朝鮮、琉球、日本。吳嵩梁與朝鮮文化名流金魯敬、金正喜父子及詩人、畫家申緯交厚。吳嵩梁、金魯敬以與蘇軾生年丙戌相同為傲，詩書酬唱，為蘇軾跨國慶生。晚清洋務(wù)派領(lǐng)袖張之洞以蘇軾書法為楷模，任湖廣總督時，在蘇軾名作《赤壁賦》、《黃州帖》誕生地湖北黃岡建“景蘇園”，搜集刊刻東坡墨蹟。

　　蘇軾生於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。道光二十二年（一八四二年）十二月十九日，因虎門銷煙、粵?？褂ⅲ灰煌仿氈喪晾绲拿褡逵⑿哿謩t徐和前兩廣、閩浙總督鄧廷楨，邀約當?shù)刂饕賳T伊犁將軍布彥泰等十一人，“齊作坡公生日”。當年蘇軾貶官嶺南，獲地方官和當?shù)匕傩諢崆闅g迎，人們把惠州最美的望湖樓讓給他居??；林則徐西戍途中，則一路上獲英雄式款待，寫下“茍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。”此日林、鄧步東坡《大江東去》原韻，作詩填詞?；蛟S，他們從因為民請命而屢遭謫戍的坡公身上，獲得心靈慰藉和精神力量。巧合的是，蘇軾謚號“文忠”，林則徐身后謚號也是“文忠”。從蘇文忠到林文忠，“以天下為己任”，是“東坡現(xiàn)象”的精髓。

　　（作者為北京市檔案學(xué)會副理事長、北京博物館學(xué)會學(xué)術(shù)委員會主任、ISO 34300歷史紀年國際標準中國專家組成員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