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：青關(guān)山遺址可能是三星堆的宗廟。\受訪者供圖

　　“大眾熟悉的歷史，往往是以通史的方式書寫，但可以想像，歷史上的每個郡縣鄉(xiāng)村和每年每天每刻，都會有無數(shù)故事發(fā)生。”青年學者、作家蕭易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，他希望通過一個個遺址的文化解讀、一個個小人物的悲歡離合，從微觀的剖面解讀蜀地歷史。蕭易的這些想法，在近日首發(fā)的《尋蜀記─從考古看四川》一書中，得到了呈現(xiàn)。\大公報記者 向蕓

　　新書首發(fā)的當天，恰逢三星堆新一輪考古發(fā)掘成果發(fā)布，“不想蹭熱點”的蕭易無意中遇上古蜀文明中的熱點，各種約稿紛至沓來。“對6個祭祀坑的考古發(fā)掘，將是一個長期的漫長過程。”在蕭易看來，他正處於一個等待的狀態(tài)，“新祭祀坑和眾多文物發(fā)現(xiàn)后，不管是對三星堆的性質(zhì)，還是古蜀國的形態(tài)，都會帶來很多不同的解釋。只有考古界全面探索后，才能對其文化現(xiàn)象進行一些解讀。”

　　與蕭易展開這一話題時，我們正在他朋友古色古香的家中。精美的古床圍欄做屏風、各式的木雕造像當擺件，屋內(nèi)有鬧市中難尋的靜謐，樓下有火鍋店的熙攘，歷史的碎片和生活的煙火氣在這裏很是協(xié)調(diào)。這種氛圍就像蕭易在《尋蜀記》中，想給讀者呈現(xiàn)的蜀地歷史一樣──“一部史書外的歷史”：它的主角，大多是名不見經(jīng)傳的小人物；它的故事，來源於某些被史書遺忘的片段。“比如延續(xù)400余年的漢朝，蜀地只留下‘列備五都’‘文翁興學’‘文君當壚’幾個關(guān)鍵詞，而通過中江縣塔梁子出土的東漢壁畫墓，則能了解到荊氏家族遷徙至蜀地的歷史。又比如《史記》中對西南各部族以‘西南夷’籠統(tǒng)描述，而從鹽源笮人的青銅器和安寧河畔邛人大石墓中，則能看到民族遷徙與文化交流。”

　　梳理4000余年蜀地歷史

　　先秦時代的寶墩古城、三星堆青關(guān)山遺址、金沙遺址、蒲江戰(zhàn)國船棺葬，南北朝的萬佛寺遺址，唐代樂山大佛與其“兄弟們”，宋代的瀘縣宋墓、彭州金銀器窖藏，明代王璽家族的報恩寺、張獻忠江口沉銀，清代鹽亭的字庫塔……在歷時10余年踏訪后，蕭易通過新石器時代到清代的各個時期遺址，有序梳理了4000余年的蜀地歷史。說是“尋蜀”，蕭易卻沒有局限於巴蜀，而是將其放在更宏大的時代和歷史背景裏進行闡釋，并對諸多遺址進行梳理與定位，讓人對蜀地歷史有了新的感受。

　　《尋蜀記》從中國史前第四大古城──寶墩古城開篇，“1995年冬天，一座新石器時代的古城在成都平原被發(fā)現(xiàn)，2009年證實該城址規(guī)模達276萬平方米，這便是寶墩古城，繼石峁、良渚、陶寺之后的第四大史前古城……”當蕭易來到距離成都市區(qū)約40公里的新津縣寶墩村時，這座改寫中國文明版圖的古城正在發(fā)掘中，他得以清晰觀察城市格局、建筑技巧、勞作痕跡等，并從中尋找復原寶墩古人生活的線索。

　　雖然寶墩古城并未發(fā)現(xiàn)青銅、文字，但恢宏的城垣、奢華的建筑，仍意味著這裏已是一座規(guī)模龐大的城市。在蕭易將寶墩古城與三星堆相連接后，他認為寶墩古城“如啟明星一般，照亮了文明前夜的成都平原。”

　　從青銅器窺三星堆古蜀文化

　　1986年發(fā)現(xiàn)的三星堆兩個祭祀坑，曾令諸多學者困惑不已：從考古地層來看，三星堆一期文化與二、三、四期文化差別很大。蕭易在寶墩文化中找到了答案。“三星堆一期文化出土的寬沿平底尊、淺盤豆、斂口缽、敞口圈足罐，與寶墩文化的典型陶器極為相似。如果將三星堆喻為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，寶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。”

　　蕭易著手寫三星堆時，四川廣漢的鴨子河旁剛發(fā)現(xiàn)青關(guān)山遺址，他在巨大的考古探訪中看到了一個長55米、寬15米的長方形建筑基址。當考古勘探顯示，這是中國繼河南安陽洹北商城一號宮殿基址之后發(fā)現(xiàn)的第二大建筑基址時，他想起了此前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銅器。“三星堆1、2號祭祀坑出土的縱目大面具，體量巨大且額頭和兩頰上下都有榫孔，說明它并不是人戴在臉上的，推測是組裝在某些建筑物上，被高高供奉在宗廟裏，可能代表著古蜀人對眼睛的崇拜。”蕭易說，青關(guān)山遺址的發(fā)現(xiàn)，證實了這樣的推斷，從奠基使用的玉璧、象牙來看，青關(guān)山基址上曾有座禮儀性建筑，可能是古蜀國的宗廟。因此，蕭易將青銅器作為窺探三星堆古蜀文化的切入點。

　　“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銅人頭像、縱目大面具、青銅大立人、青銅神樹等青銅器。它們自成體系，以自己的神話傳說、祖先的崇拜甚至是部落巫師的夸張形象為主題，被古蜀人用於祭祀，追憶和崇拜祖先、神靈，顯示出古蜀人獨立於中原文化之外的祭祀體系和天馬行空的幻想。”蕭易在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聊天時，曾討論過為何三星堆一直沒有發(fā)現(xiàn)高等級墓葬，古蜀國的文物都是在祭祀坑裏發(fā)現(xiàn)的。“中國歷史上曾有一個時期是宗教與王權(quán)相互交織、相互制衡的。從目前的情況來看，三星堆人曾非常頻繁地舉行祭祀，我們猜想當時三星堆各部族之間通過反覆的祭祀來維持國家的運作，三星堆很可能是一個神權(quán)主導的國度。”

　　在獨特的祭祀體系外，蕭易也以青銅器為線索，闡釋了三星堆的軍事、外交以及與商文明的關(guān)聯(lián)。“1986年出土的青銅尊、罍，鑄造技藝遜於中原，當時推測可能是蜀地工匠模仿中原青銅器製作的。但此次在3號坑裏發(fā)現(xiàn)的銅尊，製作工藝非常精細，說明商朝的青銅器和青銅鑄造技藝，衝破了‘蜀道難’的阻隔，直接來到或是影響到成都平原。”蕭易表示，對於這些青銅器，目前學術(shù)界有兩種觀點，一是古蜀人從中原定製而來，二是商代末年古蜀人參加牧野之戰(zhàn)后分回來的戰(zhàn)利品。完整考古學序列實證古蜀文明起源，當歷史的縱軸繼續(xù)推移，繼三星堆之后，成都平原出現(xiàn)了又一古蜀王都──金沙古國。

　　證明中國文明起源的多樣性

　　在金沙遺址，太陽神鳥等金器璀璨生輝，成為權(quán)力的象征；十節(jié)玉琮等玉器溫潤光滑，顯示古蜀文化與良渚文化的頻繁交流；數(shù)以千計的象牙被發(fā)現(xiàn)，在世界範圍內(nèi)的古遺址也絕無僅有……到春秋戰(zhàn)國年間，船棺成為蕭易觀察古蜀文明的載體。在成都蒲江鹽井溝船棺墓葬群出土的一件青銅矛上，有線刻的“成都”二字，這是首次在成都戰(zhàn)國遺址中發(fā)現(xiàn)“成都”字樣。而成都商業(yè)街出土的船棺，則顯示了古蜀歷史上最后一個王朝──開明王朝，已經(jīng)達到相當高度的宗教禮儀制度。

　　“從寶墩古城到三星堆，從金沙遺址到商業(yè)街船棺遺址，成都平原建立起寶墩文化──三星堆文化──以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相連續(xù)的完整考古學序列。”蕭易說，之前對於中國西南的考古一直比較薄弱，這一考古學序列的建立，意味著從新石器時代末期到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前，古蜀國已是一個高度發(fā)達的、不斷演進的文明形態(tài)。

　　“寶墩古城修建有龐大的城墻，說明當時古蜀國有了初步的國家形態(tài)；到三星堆時期開始有自己的祭祀體系，并呈現(xiàn)出非常成熟的國家形態(tài)；再到金沙遺址的象牙和黃金用具，以及船棺葬裏的大量青銅器，意味著古蜀文明在不同階段都有非常豐富的文化遺跡。”蕭易表示，這說明在四川盆地、成都平原也有一個可以媲美商周時期古文明的體系，而且這個體系是天馬行空、自成一體的，“就像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將中國古文化喻為‘滿天星斗’，巴蜀地區(qū)也是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一元，與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、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交相輝映，進而說明中國文明起源的多樣性。”

　　作家簡介：

　　蕭易，青年學者、作家，曾出版《尋蜀記》《影子之城：梁思成與1939/1941年的廣漢》《空山》《知．道──石窟裏的中國道教》《古蜀國旁白》《縱目神時代》《金沙》等專著，其中《知．道》被翻譯為德、法、俄在國外出版。成都博物館、三星堆博物館“影子之城”“和而不同”等展覽策展人、顧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