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：中國增加中等收入群體人數，有助增加消費需求。

　　近兩年，中國經濟疫后?復蘇進程盡管有曲折，總體呈現(xiàn)回升向好態(tài)勢。去年全年增速達5.2%，今年上半年也有5%，在全球各大經濟體中居前。不過，宏觀經濟面臨日益增大的總需求下降壓力。

　　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需求不足問題，與中等收入群體規(guī)模相對較小、低收入群體規(guī)模相對較大的需求結構直接有關。建議可以發(fā)行超長期特別國債為主籌措資金，在一到兩年時間內，形成不低于10萬億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的經濟刺激規(guī)模，借此實質性擴大終端需求，帶動經濟回歸擴張性增長軌道?！　?/p>

　　中國的GDP平減指數已連續(xù)七個季度處于負增長。8月份的數據表明，消費、就業(yè)、財政等重要指標都出現(xiàn)明顯放緩乃至收縮的跡象。

　　宏觀經濟總需求不足是一個基本事實，這一點幾乎沒有爭議。在總需求明顯不足的情況下采取刺激政策，也是一個常識。但要把總需求不足帶來的問題與總需求不足的起因區(qū)別開來，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導致了總需求不足。否則，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難以見效，甚至不是解決而是加劇問題，更要緊的是會貽誤有利時機。

　　在這個問題上，目前大體上有兩種觀點：

　　一種觀點是增加投資。認為中國經濟以往的高增長主要靠高投資，目前可以投資的領域還不少，空間還很大，仍然可以通過加大投資力度維持甚至提高宏觀增速。但真實的問題是，與現(xiàn)階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，已有的投資比重已經過高，能夠產生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有效投資空間已經相當有限。

　　另一種更具主流性的觀點是擴大消費。認為總需求不足是投資過多消費不足，在具體做法上，一種流行的主張是仿效發(fā)達國家進行“直升機撒錢”。用消費券等方法促銷無可厚非，但普遍發(fā)錢的辦法，億萬富翁也可能拿到。即使把錢發(fā)到低收入人群，但這部分人群吃飯穿衣等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了，拿到錢多買幾個面包并不能解決他們面臨的真實難題。就城市以農民工為主的低收入階層來說，他們面對的是住房、上學、醫(yī)療、社保、養(yǎng)老等難題。在這些難題面前，通過撒錢拿到的那點收入無疑杯水車薪。

　　擴大內需靠投資，還是靠消費的問題本身就具有誤導性。不存在有投資無消費、有消費無投資的經濟。真實的問題是，在中國現(xiàn)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下，內需不足的重點何在，原因是什么，如何才能實質性地擴大內需，這樣我們才能在深一個層次上理解和解決擴大內需問題。

　　改革開放以來，中國經濟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。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，如日本、韓國、中國臺灣等，都經歷過類似增長。但這類增長是有終點的。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，中國經濟在達到一個高點后開始減速，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速。這種變化可以表述為增長階段轉變。如果與日本比較，中國目前處在中速增長的后期，應該還有五至十年的中速增長，增速應在4%至5%之間。

　　推動消費結構升級

　　在此過程中，有兩個概念非常重要。一個是歷史需求峰值。也就是在工業(yè)化城市化幾十年上百年的進程中，需求增長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個點或區(qū)間。到了這個點或區(qū)間，經濟增長就開始減速。另一個是需求結構。需求結構背后是收入結構，簡單地說，就是中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的分布結構。

　　歷史需求峰值決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轉折點，而需求結構決定轉折點后中速增長的持續(xù)時間。在轉折點前，經濟增長的主要約束是供給不足，在市場供求關系上容易出現(xiàn)通脹，這一時期主要是供給能力形成階段。轉折點之后，主要約束成為需求不足，事實上，需求相對下降正是增長減速的原因。通脹壓力轉為通縮壓力，或價格上升壓力轉為價格低迷壓力。

　　現(xiàn)階段中國的基本情況是，中等收入群體大體占三分之一，4億人左右；在此之下有9億多低收入群體，占三分之二。基尼系數多年來保持在0.4以上，有些研究認為在0.45或更高的水平上。當前面臨的需求不足，與這種需求結構直接有關。

　　增加有效消費需求，首先要區(qū)分生存型消費和發(fā)展型消費。包括低收入階層在內，以吃穿和其他日?；鞠M為主的生存型消費趨于穩(wěn)定，或者說已經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。消費總量擴大體現(xiàn)為結構升級。消費增長更多由教育、醫(yī)療衛(wèi)生、保障性住房、社保、文化體育娛樂、金融服務、交通通訊等發(fā)展型消費拉動。

　　消費實現(xiàn)方式的差異也很重要。生存型消費以個體消費方式為主；發(fā)展型消費較多采取集體消費或公共服務方式，如醫(yī)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濟方式，學校教育是集體學習方式，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直接相關。擴大發(fā)展型消費僅靠個人努力是不夠的，需要政府搭枱子、建制度、出資金，是政府消費支出與居民消費支出的組合。

　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滯后，直接拖累發(fā)展型消費增長?，F(xiàn)階段，城市居民抱怨或憂慮較多的是教育、醫(yī)療、住房“三座大山”的壓力。近3億農民工、近2億外出進城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欠賬更為突出。4億中高收入群體與9億低收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，相當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務分享水平的差距。所以擴大消費要找準痛點：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務為依托的發(fā)展型消費，二是以農民工為重點的中低收入階層。

　　基本公共服務短板與城市化水平直接相關。城市集聚效應降低公共服務供給成本。在傳統(tǒng)農村地區(qū)，現(xiàn)代基礎設施、基本公共服務成本過高，很難觸達。與發(fā)達經濟體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時相比，中國城市化率偏低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為66%，戶籍城市化率為48.3%，而發(fā)達經濟體通常在70%以上，有的超過80%。

　　隨著中國經濟由供給約束轉向需求約束，釋放結構性潛能的改革相應轉到需求側。在繼續(xù)推動必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，重心將會轉向需求側結構性改革。筆者建議推出一攬子刺激加改革的經濟振興方案，具體包括10萬億元刺激規(guī)模、兩大突破口和一個重要目標。

　　增加中等收入群體

經濟刺激規(guī)模：

　　2008年搞了“4萬億刺激計劃”，當時的經濟總量是30多萬億元，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等投資。去年GDP總量達126萬億元，可以考慮按GDP總量10%的比重，確定刺激計劃的規(guī)模。與2008年不同的是，這次重點是補上基本公共服務的短板。這一刺激計劃在微觀層面重點帶動消費，同時也在一定幅度上帶動房地產、基建、服務業(yè)等領域投資，實質性地擴大內需。在宏觀上則可提升總需求水平，縮小與總供給的缺口，帶動GDP平減指數轉為正增長。

兩大突破口：

　　一是大力度提升以進城農民工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、教育、醫(yī)療、社保、養(yǎng)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。短期重點是由政府收購滯銷的住房，轉為保障性住房，向新市民提供。

　　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圍內中小城鎮(zhèn)建設，帶動中國的第二輪城市化浪潮，形成以城鄉(xiāng)融合發(fā)展為基礎的高質量可持續(xù)現(xiàn)代化城市體系。中國城市核心區(qū)建設已達到較高水平，還出現(xiàn)了一定程度的擁堵。從國際經驗看，城市群、都市圈范圍內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%左右。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鎮(zhèn)還有巨大的發(fā)展空間，可容納60%以上的城市人口，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，更多是農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。同時也適合制造業(yè)和中低端服務業(yè)的集聚。在這個范圍內，房地產、基建等還有一定的發(fā)展空間。

一個重要目標：

　　就是以這次經濟振興方案實施為契機，力爭用十年左右時間，實現(xiàn)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，由現(xiàn)階段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口增長到8億至9億人。提出并推進實現(xiàn)這一目標，對盡可能延長中速增長期，打破需求約束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有基礎意義。

　　提出并實施上述經濟振興方案，短期有助于較快在邊際上補上總需求不足缺口，帶動經濟增長進入擴張性循環(huán)軌道，同時用刺激加改革方法，花錢建新制度，也將為中長期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創(chuàng)造條件。

　　（作者為中國發(fā)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）